戈恩記者會見實錄：我為什么要逃離日本

去年12月29日夜，乘坐私人飛機從日本逃到家鄉黎巴嫩的日產汽車公司前董事長戈恩，今天(8日)晚上10點在黎巴嫩舉行了首次記者會，介紹了他逃離日本的原因，以及他在日本被逮捕、拘留、起訴、迫害的過程。他認為這是日產汽車公司和日本檢察院合謀的迫害案。他逃離日本不是為了逃避正義，而是為了逃避不公平正義的迫害。但他拒絕透露逃跑細節，也不想給黎巴嫩政府帶來麻煩。全世界的媒體今年都在殺黎巴嫩，100人的會場涌入了120多家媒體。但大部分媒體被拒之門外，甚至連NHK和共同社的記者都無法進入記者會大廳。只邀請了少數“親戈恩”的媒體。日本各大電視臺中，只有東京電視臺受邀進入發布會現場拍攝。因此，日本各大電視臺今晚都未能直播戈恩的記者會，東京電視臺是唯一一家脫穎而出的。NHK通過其他渠道進行了網絡視頻直播。一些日本電視嘉賓認為戈恩的記者會是自吹自擂，沒有實質內容。如果真的想證明自己的清白，還是回日本參加訴訟吧。日產汽車公司的一些員工在接受媒體采訪時也表示:“違法行為是事實，這一點不可動搖。記者會只會讓他更加可恥。”根據直播內容，我整理了戈恩記者會的主要發言，分享給大家。我加了一個小標題以便于閱讀。第一，我為什么要逃離日本？我感謝黎巴嫩國民、我的妻子和家人。因為你的支持，我可以逃離地獄般的生活，呼吸這里自由快樂的空氣。大家都想知道我是怎么逃出日本的。不過，我今天來不是告訴你怎么逃離日本的。我想告訴你我為什么逃離日本。很多事情我現在不能說，否則會對國內外產生影響。請理解。我離開日本是為了保護自己和家人。同時，我今天要告訴你，日本的司法是可笑的。我一直在糾結日本的司法，這是一個無視正義、自由、公正的制度。社會上聽不到我的聲音，媒體只刊登一些提供的消息，把我塑造成一個貪得無厭的罪人，遭受非人的待遇。我別無選擇，只能冒險做出艱難的選擇，這是我唯一能做的選擇。第二，我是什么時候決定逃離日本的？第一種是覺得裁判不能公正的時候。原本約定2019年11月開庭，但是12月25日法官突然告訴我延期。因為檢方說不能同時擔任兩個裁判。然后，我的第一場裁判延期到2020年4月，另一場裁判檢察官說2020年不舉行。檢察院在決定我的命運。檢察院是違法的。他們在操縱信息，向記者傳遞消息，隱藏證據。其次，當我不被允許與我的妻子聯系的時候。我被保釋后，不能使用電子郵件和電話，家里有監控錄像，所以我被剝奪了一切。我想見我的妻子，但法院拒絕了我的請求。我覺得我與這個世界和我的家庭隔絕了。我成了人質。我沒有希望了。我為什么要留在這里？所以我覺得我必須離開。第三，我覺得我會死在日本。我在日本工作生活了17年，拯救了陷入困境的日產汽車公司。近年來，日本出版了20本關于我的書，哈佛、劍橋、早稻田等大學的教授也來學習。大家都把我當成成功的經營者，研究我的管理。然而，我被捕后，一夜之間被稱為“獨裁者”和“魔鬼”。我沒看懂。沒想到日本這么殘忍。日本是一個民主國家，但是，就像我現在給你看的警察列出的資料清單，他們在一個一個的找證據，就是證明自己有罪。日本的刑事訴訟有罪率高達99.4%。我可以碰碰運氣，但是外國人聽說要高一些。于是我問律師有沒有可能無罪，律師說概率很低。我知道，如果我一路抗議，官司打到最高法院，至少要五年……ars。我的生命很短暫。在這五年里，也許我見不到我的妻子。我絕望了。我甚至覺得我會死在日本。第四，我受到了不人道的待遇。當我回到東京羽田機場時，我被逮捕了。有媒體說我在飛機上被抓了，其實不是。我從機場出來就被特別搜查本部的檢察官攔住了。他們說，你有事情要說清楚。在看守所，審訊持續了五個小時。最后，一位高級官員告訴我，你現在被逮捕了，理由是你拿了不該拿的報酬。但是，我還沒有拿到那些獎勵，這不應該成為抓我的理由。但我還是被捕了。后來，我的律師見到了東京大學的田中教授。田中教授表示，日本以這樣的理由逮捕戈恩是一種恥辱。我被關在一間單人牢房里，沒有窗戶，每天只允許在戶外呆30分鐘，周圍一個人也沒有。一周只能洗兩次澡，我也不能要求多洗一次。在許多情況下，審訊時間長達一天八小時，并且不允許律師在場。和律師見面也是隔著玻璃。檢察官追求的不是事實，而是有罪推定。你讓我坦白，我不坦白，會給家里帶來災難。昨天，他們還簽發了對我妻子的逮捕令。我老婆九個月前說的話，為什么九個月后被定罪，我都想不通。所以，這是檢察院勾結日產制造的假案。5.逮捕我。日產汽車公司沒有得到任何好處。我在日產汽車公司工作了十多年。其實我早就很想辭去董事長一職，但是2018年6月，我被要求留任。為什么我最終同意留下來，是為了實現日產和雷諾的合并。但是，我沒想到的是，日產汽車公司的西川裕仁社長、豐田正和的獨立董事、川口君的前副社長、今松英敏監事發動了政變，他們捏造了我的罪名。我的被捕就像珍珠港事件一樣。逮捕我對日產沒有好處。日產股價損失100億美元，平均每天損失4000萬美元。雷諾在我被捕后也損失了50億歐元，其中一天2000萬歐元。6.我要阻止通緝犯恢復名譽。對于我，日本已經通過國際刑警組織發布了通緝令。我的律師團隊正在努力，希望國際刑警組織撤銷這個通緝令。有人說我是一個喜歡把“不可能”變成“可能”的人。1999年去日本的時候，我也是這么想的。一個來自法國和雷諾的人永遠不會認識你。在不懂日語的情況下，去日本工作，接受各種挑戰。所以，我不會妥協，也不會就此結束。我的懷疑一定會消失。接下來的幾周，我會發布材料，恢復我作為汽車行業的榮譽和地位。我現在以黎巴嫩國民的身份回到了自己的國家，能夠與我的妻子和家人團聚，能夠自由使用電話和互聯網，我感到非常滿意。但是，我不會完全滿意，我不會認同那些歪曲事實的誣告！7.我認為，由于黎巴嫩政府和日本政府的關系，安倍首相沒有卷入這一陰謀。所以，我就不談日本政府介入此案，我會保持沉默。我個人認為包括安倍首相在內的日本政府最高層是不可能介入的。然而，一些日本政府官員進行了干預。第八，我被檢察官威脅了。一年多前，東京地方檢察廳特別搜查本部以莫須有的罪名逮捕了我，給我戴上手銬，把我關在一個單獨的牢房里，每天要接受八個小時的審訊，不能和家人聯系，剝奪了我的人權和尊嚴。檢察官威脅我說:“只要你招供，你就可以自由。如果你不招供，不僅你，你的家人也會被逮捕。”我一個人被關在黑暗的空間里，苦苦思索，就像掉進了地獄。在這400天里，我與世界隔絕，與家人隔絕，與朋友隔絕，與45萬員工隔絕，內心充滿絕望。第九，這是陷害。最后我想說的是，這是一個案件，是沒有依據和事實的誣陷。我離開日本，不是為了逃避正義，而是為了逃避不公正的迫害和訴訟。我被囚禁了很久，根本沒有正義可言。我別無選擇。這是我唯一能做的選擇，也是我一生中最艱難的決定。在日本無法實現的正義和公正，只能在其他國家實現。2011年，東日本大地震后，很多人逃離日本，我卻回到了日本。我和我的員工討論如何復興。我為日本做了很多事情。但是，最后在日本如何被冷處理，是我從來沒有想過的。我很難過。但是，我愛日本，我愛日本人民，我愛日本。去年12月29日夜，乘坐私人飛機從日本逃到家鄉黎巴嫩的日產汽車公司前董事長戈恩，今天(8日)晚上10點在黎巴嫩舉行了首次記者會，介紹了他逃離日本的原因，以及他在日本被逮捕、拘留、起訴、迫害的過程。他認為這是日產汽車公司和日本檢察院合謀的迫害案。他逃離日本不是為了逃避正義，而是為了逃避不公平正義的迫害。但他拒絕透露逃跑細節，也不想給黎巴嫩政府帶來麻煩。全世界的媒體今年都在殺黎巴嫩，100人的會場涌入了120多家媒體。但大部分媒體被拒之門外，甚至連NHK和共同社的記者都無法進入記者會大廳。只邀請了少數“親戈恩”的媒體。日本各大電視臺中，只有東京電視臺受邀進入發布會現場拍攝。因此，日本各大電視臺今晚都未能直播戈恩的記者會，東京電視臺是唯一一家脫穎而出的。NHK通過其他渠道進行了網絡視頻直播。一些日本電視嘉賓認為戈恩的記者會是自吹自擂，沒有實質內容。如果真的想證明自己的清白，還是回日本參加訴訟吧。日產汽車公司的一些員工在接受媒體采訪時也表示:“違法行為是事實，這一點不可動搖。記者會只會讓他更加可恥。”根據直播內容，我整理了戈恩記者會的主要發言，分享給大家。我加了一個小標題以便于閱讀。第一，我為什么要逃離日本？我感謝黎巴嫩國民、我的妻子和家人。因為你的支持，我可以逃離地獄般的生活，呼吸這里自由快樂的空氣。大家都想知道我是怎么逃出日本的。不過，我今天來不是告訴你怎么逃離日本的。我想告訴你我為什么逃離日本。很多事情我現在不能說，否則會對國內外產生影響。請理解。我離開日本是為了保護自己和家人。同時，我今天要告訴你，日本的司法是可笑的。我一直在糾結日本的司法，這是一個無視正義、自由、公正的制度。社會上聽不到我的聲音，媒體只刊登一些提供的消息，把我塑造成一個貪得無厭的罪人，遭受非人的待遇。我別無選擇，只能冒險做出艱難的選擇，這是我唯一能做的選擇。Seco……，我是什么時候決定逃離日本的？第一種是覺得裁判不能公正的時候。原本約定2019年11月開庭，但是12月25日法官突然告訴我延期。因為檢方說不能同時擔任兩個裁判。然后，我的第一場裁判延期到2020年4月，另一場裁判檢察官說2020年不舉行。檢察院在決定我的命運。檢察院是違法的。他們在操縱信息，向記者傳遞消息，隱藏證據。其次，當我不被允許與我的妻子聯系的時候。我被保釋后，不能使用電子郵件和電話，家里有監控錄像，所以我被剝奪了一切。我想見我的妻子，但法院拒絕了我的請求。我覺得我與這個世界和我的家庭隔絕了。我成了人質。我沒有希望了。我為什么要留在這里？所以我覺得我必須離開。第三，我覺得我會死在日本。我在日本工作生活了17年，拯救了陷入困境的日產汽車公司。近年來，日本出版了20本關于我的書，哈佛、劍橋、早稻田等大學的教授也來學習。大家都把我當成成功的經營者，研究我的管理。然而，我被捕后，一夜之間被稱為“獨裁者”和“魔鬼”。我沒看懂。沒想到日本這么殘忍。日本是一個民主國家，但是，就像我現在給你看的警察列出的資料清單，他們在一個一個的找證據，就是證明自己有罪。日本的刑事訴訟有罪率高達99.4%。我可以碰碰運氣，但是外國人聽說要高一些。于是我問律師有沒有可能無罪，律師說概率很低。我知道如果我一路抗議，官司打到最高法院，至少要五年。我的生命很短暫。在這五年里，也許我見不到我的妻子。我絕望了。我甚至覺得我會死在日本。第四，我受到了不人道的待遇。當我回到東京羽田機場時，我被逮捕了。有媒體說我在飛機上被抓了，其實不是。我從機場出來就被特別搜查本部的檢察官攔住了。他們說，你有事情要說清楚。在看守所，審訊持續了五個小時。最后，一位高級官員告訴我，你現在被逮捕了，理由是你拿了不該拿的報酬。但是，我還沒有拿到那些獎勵，這不應該成為抓我的理由。但我還是被捕了。后來，我的律師見到了東京大學的田中教授。田中教授表示，日本以這樣的理由逮捕戈恩是一種恥辱。我被關在一間單人牢房里，沒有窗戶，每天只允許在戶外呆30分鐘，周圍一個人也沒有。一周只能洗兩次澡，我也不能要求多洗一次。在許多情況下，審訊時間長達一天八小時，并且不允許律師在場。和律師見面也是隔著玻璃。檢察官追求的不是事實，而是有罪推定。你讓我坦白，我不坦白，會給家里帶來災難。昨天，他們還簽發了對我妻子的逮捕令。我老婆九個月前說的話，為什么九個月后被定罪，我都想不通。所以，這是檢察院勾結日產制造的假案。5.逮捕我。日產汽車公司沒有得到任何好處。我在日產汽車公司工作了十多年。其實我早就很想辭去董事長一職，但是2018年6月，我被要求留任。為什么我最終同意留下來，是為了實現日產和雷諾的合并。但是，我沒想到的是，日產汽車公司的西川裕仁社長、豐田正和的獨立董事、川口君的前副社長、今松英敏監事發動了政變，他們捏造了我的罪名。我的被捕就像珍珠港事件一樣。逮捕我對日產沒有好處。日產股價損失100億美元，平均每天損失4000萬美元。雷諾在我被捕后也損失了50億歐元，其中一天2000萬歐元。6.我要阻止通緝犯恢復名譽。對于我，日本已經通過國際刑警組織發布了通緝令。我的律師團隊正在努力，希望國際刑警組織撤銷這個通緝令。有人說我是一個喜歡把“不可能”變成“可能”的人。1999年去日本的時候，我也是這么想的。一個來自法國和雷諾的人……我永遠不會認識你。在不懂日語的情況下，去日本工作，接受各種挑戰。所以，我不會妥協，也不會就此結束。我的懷疑一定會消失。接下來的幾周，我會發布材料，恢復我作為汽車行業的榮譽和地位。我現在以黎巴嫩國民的身份回到了自己的國家，能夠與我的妻子和家人團聚，能夠自由使用電話和互聯網，我感到非常滿意。但是，我不會完全滿意，我不會認同那些歪曲事實的誣告！7.我認為，由于黎巴嫩政府和日本政府的關系，安倍首相沒有卷入這一陰謀。所以，我就不談日本政府介入此案，我會保持沉默。我個人認為包括安倍首相在內的日本政府最高層是不可能介入的。然而，一些日本政府官員進行了干預。第八，我被檢察官威脅了。一年多前，東京地方檢察廳特別搜查本部以莫須有的罪名逮捕了我，給我戴上手銬，把我關在一個單獨的牢房里，每天要接受八個小時的審訊，不能和家人聯系，剝奪了我的人權和尊嚴。檢察官威脅我說:“只要你招供，你就可以自由。如果你不招供，不僅你，你的家人也會被逮捕。”我一個人被關在黑暗的空間里，苦苦思索，就像掉進了地獄。在這400天里，我與世界隔絕，與家人隔絕，與朋友隔絕，與45萬員工隔絕，內心充滿絕望。第九，這是陷害。最后我想說的是，這是一個案件，是沒有依據和事實的誣陷。我離開日本，不是為了逃避正義，而是為了逃避不公正的迫害和訴訟。我被囚禁了很久，根本沒有正義可言。我別無選擇。這是我唯一能做的選擇，也是我一生中最艱難的決定。在日本無法實現的正義和公正，只能在其他國家實現。2011年，東日本大地震后，很多人逃離日本，我卻回到了日本。我和我的員工討論如何復興。我為日本做了很多事情。但是，最后在日本如何被冷處理，是我從來沒有想過的。我很難過。但是，我愛日本，我愛日本人民，我愛日本。

標簽：日產豐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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