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建議放開限購要打組合拳，新能源和小排量不妨優先

廣東是中國的汽車大省。為促進本地汽車消費，促進經濟發展，廣東省近日正式出臺《廣東省完善促進消費體制機制實施方案》。文件明確提出，廣州、深圳逐步放寬小汽車搖號和拍賣指標，其他地市不得出臺小汽車限購政策。同樣實施限購政策的上海隨后回應稱，“促進汽車消費的相關政策還在研究階段。”應該先發展汽車產業，還是先城市管理？這是在權衡是否放開限購之前必須明確的問題。“放開限購政策不應該只是為了‘救市’。”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市場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慶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如果相應的配套政策和設施不完善，一下子放開汽車限購會引發很多問題。在現有條件和環境下，一方面可以考慮放開新能源汽車和小排量汽車限購；另一方面，鼓勵產品升級、進一步改善公共交通等相應措施也應同時進行，逐步從根本上解決汽車消費增長與城市可持續發展的矛盾。“僅僅擴大消費是不可取的。目前我國已經在很多地方實施了汽車限購政策，最長的已經實施了25年。廣東省會為何突然“松綁”廣州和深圳這兩個限購城市？原因不言而喻。2018年，中國汽車產銷量下降。這是28年來中國汽車市場首次出現負增長。更讓業界擔憂的是，即使在“進一步優化供給，促進消費穩定增長，推動形成強大國內市場”等一系列政策出臺后，今年前4個月車市表現仍不見起色。穩定汽車消費，提振消費者信心已成為當務之急。但研究機構認為，如果進一步增加放開汽車限購的城市數量，對行業的整體拉動作用有限。假設2019年至2020年北京、天津、杭州、廣州、深圳的分配額度比2018年增加50%，則2019年和2020年國內乘用車總銷量將分別比2018年增長0%(持平)和3%，增量分配額度將推動2019年和2020年汽車市場增速分別提高約1.1%和1%。”廣東省限購次數對車市大幅增長影響不大。"全國乘用車市場信息聯席會秘書長崔東樹在接受《中國汽車報》采訪時表示，廣東放開限購的更多意義在于釋放積極信號，提升消費者信心。王慶認為放開限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刺激消費，但他不贊同單純為了擴大汽車消費而放松限購政策。”當前車市消費能力不足的主要原因不是大城市限購，所以放開限購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今年我放了，明年怎么辦？”王慶還指出，如果輕易放松限購政策，政策的公信力將大打折扣。值得一提的是，雖然限購政策不合理，沒有真正解決城市交通擁堵問題，但王慶認為，地方限購政策畢竟起到了“揚湯止沸”的作用。在現有公共交通設施和配套政策不完善的前提下，限購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汽車保有量快速增加與城市可持續發展之間的矛盾。優化城市小客車結構“如果目的是理順汽車消費增長與城市可持續發展之間的矛盾，那么應該在公共設施和配套政策不斷完善的前提下，逐步放開汽車限購政策。“王慶建議，首先考慮放開新能源汽車和小排量汽車。目前，我國大部分地區對新能源汽車開“綠燈”，但仍有部分地區限制新能源汽車消費:今年2月，北京市小客車指標調控管理辦公室發布了今年第一期小客車指標配置情況。其中，新能源汽車申請人數增加2萬人，總申請人數超過44萬人。按照今年的指標總數和分配比例，首期5.4萬個個人新能源指標已全部用完，還有近39萬人將繼續等待。按照目前的政策，新申請者可能要等8年才能拿到指標。”不要搖號，但是需要排隊才有指標買新能源車。這是另一種形式的約束，我認為應該完全放開。”在王慶看來，即使自由化……導致新能源汽車增加，不會加重大氣污染，增加二氧化碳排放，同時刺激消費，有利于各地合理利用新能源汽車產能。網傳的《意見稿》中也提到了新能源汽車:首先，各地不得對新能源汽車進行限行或限購，已經實施的必須取消；其次，打破地方保護，各地發放新能源汽車產品專用牌照，給予同等優惠政策；第三，燃油車車主在續購新能源車后，仍有再次購買燃油車的權利。王慶認為，通過放開限購，新能源汽車和小排量汽車可能成為城市乘用車增量的最大貢獻者，有望逐步優化城市乘用車的存量結構。“由于近年來小排量車購置稅優惠政策的退出和SUV的普及，城市中的大型車越來越多，這與國家倡導的綠色消費、理性消費的理念相悖。”王慶說，“如果在城市放開小排量汽車限購，一方面可以引導消費者購買更多節能環保的汽車產品；另一方面，小排量汽車數量的增長與城市交通擁堵之間并不存在明顯的線性相關性，也可以因為限購的放開而在一定程度上減輕城市交管部門的壓力。“為了促進汽車社會的和諧發展，畢竟不是長久之計，社會也普遍認同汽車限購的完全放開。但考慮到城市的交通和擁堵問題，王慶建議，城市的管理目標應該多元化，同時要采取一系列的配套措施，比如加大力度推動舊車型升級，不斷完善城市交通基礎設施建設。只有打好政策組合拳，才能更好地解決人們日益增長的消費需求和現有資源不足帶來的各種矛盾。以北京為例，崔東樹建議采取區域管理措施，如不同區域發放不同牌照，鼓勵外環線出行，限制內環出行次數等，引導城市居民減少私家車出行，有序出行。同時，崔東樹認為，在線拼車的快速發展也是導致城市交通擁堵的重要原因之一，應該在一定程度上加以抑制。此外，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研究員聶日明也強調了大數據的重要作用:“隨著大數據、云計算等技術手段的不斷成熟，精細化治理應該成為城市交通管理的主要思路。交通擁堵問題完全可以通過科學的道路規劃、大數據擁堵控制等精細化手段來解決，不能‘限’。“廣東是中國的汽車大省。為促進本地汽車消費，促進經濟發展，廣東省近日正式出臺《廣東省完善促進消費體制機制實施方案》。文件明確提出，廣州、深圳逐步放寬小汽車搖號和拍賣指標，其他地市不得出臺小汽車限購政策。同樣實施限購政策的上海隨后回應稱，“促進汽車消費的相關政策還在研究階段。“應該先發展汽車產業，還是先城管？這是權衡是否放開限購之前必須明確的問題。”放開限購政策不應該只是為了‘救市’。"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市場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慶在接受采訪時表示，"如果相應的配套政策和設施不完善，一下子放開汽車限購會引發很多問題。在現有條件和環境下，一方面可以考慮放開新能源汽車和小排量汽車限購；另一方面，鼓勵產品升級、進一步改善公共交通等相應措施也應同時進行，逐步從根本上解決汽車消費增長與城市可持續發展的矛盾。“僅僅擴大消費是不可取的。目前我國已經在很多地方實施了汽車限購政策，最長的已經實施了25年。廣東省會為何突然“松綁”廣州和深圳這兩個限購城市？原因不言而喻。2018年，中國汽車產銷量下降。這是28年來中國汽車市場首次出現負增長。更讓業界擔憂的是，即使在“進一步優化供給，促進消費穩定增長，推動形成強大國內市場”等一系列政策出臺后，今年前4個月車市表現仍不見起色。穩定汽車消費，提振消費者信心已成為當務之急。但研究機構認為，如果進一步增加放開汽車限購的城市數量，對行業的整體拉動作用有限。假設2019年至2020年北京、天津、杭州、廣州、深圳的分配額度比2018年增加50%，則2019年和2020年國內乘用車總銷量將分別比2018年增長0%(持平)和3%，增量分配額度將推動2019年和2020年汽車市場增速分別提高約1.1%和1%。”廣東省限購次數對車市大幅增長影響不大。"全國乘用車市場信息聯席會秘書長崔東樹在接受《中國汽車報》采訪時表示，廣東放開限購的更多意義在于釋放積極信號，提升消費者信心。王慶認為放開限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刺激消費，但他不贊同單純為了擴大汽車消費而放松限購政策。”當前車市消費能力不足的主要原因不是大城市限購，所以放開限購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今年我放了，明年怎么辦？”王慶還指出，如果輕易放松限購政策，政策的公信力將大打折扣。值得一提的是，雖然限購政策不合理，沒有真正解決城市交通擁堵問題，但王慶認為，地方限購政策畢竟起到了“揚湯止沸”的作用。在現有公共交通設施和配套政策不完善的前提下，限購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汽車保有量快速增加與城市可持續發展之間的矛盾。優化城市小客車結構“如果目的是理順汽車消費增長與城市可持續發展之間的矛盾，那么應該在公共設施和配套政策不斷完善的前提下，逐步放開汽車限購政策。“王慶建議，首先考慮放開新能源汽車和小排量汽車。目前，我國大部分地區對新能源汽車開“綠燈”，但仍有部分地區限制新能源汽車消費:今年2月，北京市小客車指標調控管理辦公室發布了今年第一期小客車指標配置情況。其中，新能源汽車申請人數增加2萬人，總申請人數超過44萬人。按照今年的指標總數和分配比例，首期5.4萬個個人新能源指標已全部用完，還有近39萬人將繼續等待。按照目前的政策，新申請者可能要等8年才能拿到指標。”不要搖號，但是需要排隊才有指標買新能源車。這是另一種形式的約束，我認為應該完全放開。”在王慶看來，即使自由化……導致新能源汽車增加，不會加重大氣污染，增加二氧化碳排放，同時刺激消費，有利于各地合理利用新能源汽車產能。網傳的《意見稿》中也提到了新能源汽車:首先，各地不得對新能源汽車進行限行或限購，已經實施的必須取消；其次，打破地方保護，各地發放新能源汽車產品專用牌照，給予同等優惠政策；第三，燃油車車主在續購新能源車后，仍有再次購買燃油車的權利。王慶認為，通過放開限購，新能源汽車和小排量汽車可能成為城市乘用車增量的最大貢獻者，有望逐步優化城市乘用車的存量結構。“由于近年來小排量車購置稅優惠政策的退出和SUV的普及，城市中的大型車越來越多，這與國家倡導的綠色消費、理性消費的理念相悖。”王慶說，“如果在城市放開小排量汽車限購，一方面可以引導消費者購買更多節能環保的汽車產品；另一方面，小排量汽車數量的增長與城市的交通擁堵并沒有明顯的線性相關性，也可以因為限購的放開而在一定程度上減輕城市交管部門的壓力。”為了促進汽車社會的和諧發展，畢竟不是長久之計，社會也普遍認同汽車限購的完全放開。但考慮到城市的交通和擁堵問題，王慶建議，城市的管理目標應該多元化，同時要采取一系列的配套措施，比如加大力度推動舊車型升級，不斷完善城市交通基礎設施建設。只有打好政策組合拳，才能更好地解決人們日益增長的消費需求和現有資源不足帶來的各種矛盾。以北京為例，崔東樹建議采取區域管理措施，如不同區域發放不同牌照，鼓勵外環線出行，限制內環出行次數等，引導城市居民減少私家車出行，有序出行。同時，崔東樹認為，在線拼車的快速發展也是導致城市交通擁堵的重要原因之一，應該在一定程度上加以抑制。此外，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研究員聶日明也強調了大數據的重要作用:“隨著大數據、云計算等技術手段的不斷成熟，精細化治理應該成為城市交通管理的主要思路。交通擁堵問題完全可以通過科學的道路規劃、大數據擁堵控制等精細化手段來解決，不能‘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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