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人大代表張天任：防范資本下鄉“熱投資、冷農民”助力鄉村振興戰略落地

許多基層干部反映，鄉村振興急需的是資金。資本下鄉是撬動鄉村振興的活水，對村民來說是一件幸事。2019年全國“兩會”即將召開，《中國建設報》記者了解到，全國人大代表張天任帶來了他的提案，從鄉村振興的戰略高度探討資本下鄉問題。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黨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決策部署，是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目標的重大歷史任務。這也是新時期“三農”工作的總體重點。2018年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要求“加快制定指導意見，鼓勵和引導工商資本參與鄉村振興，促進城鄉要素自由流動和平等交換”。張天任在提案中表示，在鄉村振興戰略的推動下，全國范圍內出現了資本下鄉潮，不僅帶動了土地流轉，盤活了農業農村的各種閑置資源，還直接促進了農村電子商務、現代農業、，休閑旅游，帶動農民就近就業、脫貧致富。同時，張天人還指出了資本下鄉過程中暴露出的問題。他說，在我們的研究中，我們發現一些社會資本在“下鄉”過程中暴露出“投資熱，農民冷”的傾向。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資本下鄉后，偏離了“三農”軌道。一些工商資本“下鄉”后，以發展特色小鎮、鄉村旅游、休閑農業等名義，“跑馬圈地”“圍而不種”，變相發展房地產開發。一旦管理不善，就會出現“毀約棄田”和資本“跑路”，這不僅損害了農民的利益，也給農村留下了許多后遺癥。其次，“資本”和“農業”之間的關系是緊張的。資本下鄉的主要目的是促進鄉村振興。然而，許多社會資本并沒有在農村發揮應有的積極作用，反而給農村帶來了更多的負面影響。如果一些社會資本下鄉經營生產活動，破壞了當地的生態環境，加劇了當地的污染水平，打破了當地農民原有的生活條件，加劇了雙方的矛盾。第三，建設主體錯位。在社會資本下鄉的過程中，農民本應占據主導地位，但現狀適得其反。在我國許多地方，社會資本在下鄉過程中仍然占據主導地位，農民的積極性沒有得到充分調動，導致了社會資本在農村“獨當一面”的局面。由于利益沖突，社會資本和農民沒有建立起積極的合作關系，社會資本在下鄉過程中無法得到農民的廣泛參與和大力支持。這不可避免地會導致資本對當地條件不滿意的情況。鄉村振興戰略要求所有有利于農村發展的要素，也要求資本下鄉。然而，在任何時候，資本下鄉都無法取代老鄉。鄉村振興的主體必須始終是家鄉。資本下鄉必須充分尊重農業農村發展規律，充分尊重農民發展意愿，與農村發展實際充分結合。對此，張天任提出了以下建議：1。嚴格把握資本下鄉“三道門檻”……

一是“制度門檻”。建立嚴格的農村資本準入和監管制度，完善社會資本補貼激勵機制，支持參與設立農村金融機構，依靠制度引入良性資本，規范投資方向。第二個是“信用門檻”。金融機構把握信貸投資的正確方向，優化服務，加快審批，為農村資本提供稅收優惠，通過信貸調節農村項目和融資成本。第三個是“風險閾值”。建立失地農民轉移法律援助機制，明確資本下鄉與環境保護的聯系，制定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加強法制宣傳教育。運用風險管理警示資本下鄉保護農民權益，確保資本下鄉不帶偏見，農民利益不受損害。2.建立利潤分享增長機制。一是根據市場情況合理確定轉讓價格。土地出讓價格應根據土地未來產出水平、土地出讓后收入和土地原始產出水平確定，與市場緊密掛鉤，在有土地出讓信息平臺、土地出讓服務中心和土地出讓交易平臺的鄉鎮建立，實行信息公開、有償交易，以及集中競價。二是根據集體成員資格享受增值福利。引導農民投資土地，以企業年度利潤為基礎分享利潤，通過土地資本獲得資本下鄉的持續紅利。三是建立基于價格和經濟發展水平的收入增長機制。根據農村經濟發展水平，建立土地出讓或租賃收入的正常增長機制，農村企業與農民達成協議，根據價格變化比例自動調整收入并設定有保障的租金，有效打造“資本”和“農業”利益共同體，實現社會資本與農民之間的“相互進退”。3.提高農民的意識和參與度。資本能否真正“下鄉”，是“老鄉”參與的關鍵因素。因此，有必要確保農民的以下權利：第一，知情權。建立土地出讓服務平臺，提供土地出讓信息和政策法規咨詢，引導農民簽約；利用村務公開專欄，逐項、定期公布首都到農村項目的相關內容。第二是選擇權。對涉及土地流轉農民切身利益的地價、土地經營領域、企業補償，應當召開村民會議、村代表會議或者理事會會議，賦予土地流轉農民選擇權。第三是投票權。引入“民主論壇”等民主協商治理模式，在政策制定、實施和利益分配調整過程中，平等充分表達和協商農民、村集體和農村資本的訴求。第四是詢問權。流轉土地的農民可以通過參加理事會或村務監督等方式，對農村工商資本經營行為和征地補償安置情況進行監督詢問，村集體必須作出回應。4.完善基本生活保障措施。一是加強對流轉土地農民的技能培訓。充分依托當地技工學校、職業學校、部門培訓機構、農村企業等力量，加強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推動土地流轉農民從“體力型”向“技能型”和“智能型”逐步轉變。二是將流轉土地的農民納入就業保障體系。為投資企業招聘當地農民提供優惠政策，并將就業機會向當地農民傾斜。三是加強對流轉土地農民的養老保障。探索政府主導、企業經營、農民參與的養老保險機制，強制農村企業為農村土地流轉農民購買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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