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能源汽車推廣應用慎談模式

在我國推廣應用新能源汽車的過程中，除了產業政策、金融政策、技術推廣、市場推廣之外，一些地方政府結合本地區的特點，進行了一些大膽的“先行先試”，以達到推廣本地新能源汽車應用的目的。值得肯定的是，這些“先行先試”直接推動了新能源汽車的市場需求，部分城市快速完成了地方政府工作計劃的推廣應用量化目標，為我國前期新能源汽車的快速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在一些城市，一些“數字化達標”甚至“數字化超標”的案例，往往被當地政府或參與的新能源汽車企業貼上“xx模式”的標簽。看來地方新能源汽車的推廣應用找到了消除各種主客觀障礙的終極解決方案，可以在全省甚至全國推廣。現實真的這么樂觀嗎？討論模式，首先要明白什么是模式，也就是模式的定義。根據我國對模式的定義，模式是主體行為的一般方式，包括科學實驗模式、經濟發展模式、企業盈利模式等。它是理論與實踐的中介環節，具有概括性、簡潔性、可重復性、結構性、穩定性和可操作性等特點。在實際應用中，模型必須與具體情況相結合，實現一般性與特殊性的銜接，并根據實際情況的變化隨時調整要素和結構，才具有可操作性。愚見，參考模式的定義，模式應該是可持續的、可復制的、靈活的，尤其是在新能源汽車的推廣應用上。首先是可持續性。還記得某動力電池企業曾經整合新能源汽車全產業鏈，在沒有地方財政補貼的城市以補貼價格推廣純電動客車。雖然在數量上取得了“大豐收”，但實質上減少了產業鏈上其他企業的正常利潤。最終的結果是，由于種種原因，動力電池企業最終資不抵債，陷入生存困境，其所謂的模式也被證明根本不可持續。其次，可以復制推廣。如何理解可復制推廣？作為改革開放的重要標志之一，“中國農村改革第一村”就是一個具有代表性的例子。1978年11月，安徽省滁州市鳳陽縣小溪河鎮小崗村18戶村民自發開始包產到戶，使中國農村開始了從人民公社到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歷史性變革。但是在新能源汽車的推廣應用過程中，并沒有一個成熟的模式可以被全國各地快速復制。部分城市通過松綁新能源汽車限行限購政策推廣應用；一些城市通過優先考慮新能源汽車和提供免費專用停車位來推廣應用。如果仔細分析可以發現，并不是所有城市都需要限購，但是優先發展新能源汽車和停車免費本身就涉及到社會公平，最多是一段時間內的權宜之計，也不可能大規模復制推廣。最后可以靈活調整。靈活調整，不是推倒重來或者換一種方式，而是根據變化在現有模型上不斷迭代。這方面可以參考中汽的中外合資模式。中國汽車工業起步階段，面臨貧窮，基礎薄弱，引進外資，限制合資企業股比，符合當時的客觀情況。在合資車企的幫助下，中國汽車工業實現了大發展，最終成為名副其實的汽車強國。新時期，我國根據新的發展形勢，及時調整政策，制定時間表，逐步取消汽車行業外資股比限制。目前各地新能源汽車推廣應用的很多案例，都與財政補貼和地方政府對部分企業的扶持保護密切相關。比如根據財政補貼標準，本土車企推出低續駛里程、低價格的車型，迅速占領本土市場。但是隨著補貼的逐漸下降，地方保護主義的逐漸消除，這些所謂的模式很難有靈活調整的空間。作為一個尚處于發展初期的行業，大家都是在摸著石頭過河。寶貴的實踐經驗不等于成熟可行的模式，一時的亮眼數據不等于成功。在筆者看來，謹慎推廣應用新能源汽車，多總結經驗，多思考未來前景，才是長遠發展之道。

在我國推廣應用新能源汽車的過程中，除了產業政策、金融政策、技術推廣、市場推廣之外，一些地方政府結合本地區的特點，進行了一些大膽的“先行先試”，以達到推廣本地新能源汽車應用的目的。值得肯定的是，這些“先行先試”直接推動了新能源汽車的市場需求，部分城市快速完成了地方政府工作計劃的推廣應用量化目標，為我國前期新能源汽車的快速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在一些城市，一些“數字化達標”甚至“數字化超標”的案例，往往被當地政府或參與的新能源汽車企業貼上“xx模式”的標簽。看來地方新能源汽車的推廣應用找到了消除各種主客觀障礙的終極解決方案，可以在全省甚至全國推廣。現實真的這么樂觀嗎？討論模式，首先要明白什么是模式，也就是模式的定義。根據我國對模式的定義，模式是主體行為的一般方式，包括科學實驗模式、經濟發展模式、企業盈利模式等。它是理論與實踐的中介環節，具有概括性、簡潔性、可重復性、結構性、穩定性和可操作性等特點。在實際應用中，模型必須與具體情況相結合，實現一般性與特殊性的銜接，并根據實際情況的變化隨時調整要素和結構，才具有可操作性。愚見，參考模式的定義，模式應該是可持續的、可復制的、靈活的，尤其是在新能源汽車的推廣應用上。首先是可持續性。還記得某動力電池企業曾經整合新能源汽車全產業鏈，在沒有地方財政補貼的城市以補貼價格推廣純電動客車。雖然在數量上取得了“大豐收”，但實質上減少了產業鏈上其他企業的正常利潤。最后的結果是，由于……o各種原因，動力電池企業最終資不抵債，陷入生存困境，其所謂的模式也被證明根本不可持續。其次，可以復制推廣。如何理解可復制推廣？作為改革開放的重要標志之一，“中國農村改革第一村”就是一個具有代表性的例子。1978年11月，安徽省滁州市鳳陽縣小溪河鎮小崗村18戶村民自發開始包產到戶，使中國農村開始了從人民公社到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歷史性變革。但是在新能源汽車的推廣應用過程中，并沒有一個成熟的模式可以被全國各地快速復制。部分城市通過松綁新能源汽車限行限購政策推廣應用；一些城市通過優先考慮新能源汽車和提供免費專用停車位來推廣應用。如果仔細分析可以發現，并不是所有城市都需要限購，但是優先發展新能源汽車和停車免費本身就涉及到社會公平，最多是一段時間內的權宜之計，也不可能大規模復制推廣。最后可以靈活調整。靈活調整，不是推倒重來或者換一種方式，而是根據變化在現有模型上不斷迭代。這方面可以參考中汽的中外合資模式。中國汽車工業起步階段，面臨貧窮，基礎薄弱，引進外資，限制合資企業股比，符合當時的客觀情況。在合資車企的幫助下，中國汽車工業實現了大發展，最終成為名副其實的汽車強國。新時期，我國根據新的發展形勢，及時調整政策，制定時間表，逐步取消汽車行業外資股比限制。目前各地新能源汽車推廣應用的很多案例，都與財政補貼和地方政府對部分企業的扶持保護密切相關。比如根據財政補貼標準，本土車企推出低續駛里程、低價格的車型，迅速占領本土市場。但是隨著補貼的逐漸下降，地方保護主義的逐漸消除，這些所謂的模式很難有靈活調整的空間。作為一個尚處于發展初期的行業，大家都是在摸著石頭過河。寶貴的實踐經驗不等于成熟可行的模式，一時的亮眼數據不等于成功。在筆者看來，謹慎推廣應用新能源汽車，多總結經驗，多思考未來前景，才是長遠發展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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